1998年9月底，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向社会宣布：歌唱演员毛阿敏自1994年1月——1996年3月期间，在我国内地13个省演出的109场中，共获取收入471．11万元。在已完成调查工作并确认有违法行为的65场演出中，少缴税款106．08万元。税务机关已向毛阿敏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。毛阿敏在沉寂几年后，再度因偷税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。中国税务出版社新近推出了《失落的天使——毛阿敏税案实录》一书，作者张京民以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为依托，详尽披露了毛阿敏偷税案的前前后后，以图通过对毛阿敏偷税案的剖析寻求国人对国家税收的关心和思考，下文是从中摘录的片断。
1996年7月4日，也就是毛阿敏向三级税务机关递交情况汇报的第二天，鉴于调查的需要，国家税务总局成立了“专案组”，对毛阿敏涉税事件作专案调查。为保密起见，此案以专案组办公室房间号命名，称“420专案”。
7月18日，毛阿敏以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位于中央电视台对面的羊坊店西路，走进了一幢浅褐色三角形建筑——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大楼。
四五年前她来过税务总局，但那次是找领导谈话，目的是达成谅解，改善关系。此次则不同，是接受询问，名义上比审问好听一些，但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。
走进房间后，毛阿敏强打笑容，向各位示意。
“你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”，主持案件调查日常工作的专案组副组长苏晓鲁口气舒缓，“只要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是不会与你过不去的。”
“那一定的。”毛阿敏收敛笑容，敏感地说：“我在这么一个圈子中，大家都为两件事而奋斗：一是艺术，希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可；一个就是钱，以便更好地生活。演员之外，我想很多人都在这样追求。”毛阿敏接着说：“缴多少税与取得多少收入是连带关系，这样矛盾就来了。更为重要的是纳税环境，也就是你周围的人怎么干。如果别人不缴而你去缴，就会心理失衡。我想你们能够理解。”
“理解是感情上的问题，论定事件性质则是法律的问题。”苏晓鲁补充说，“当然，你的态度，对本案的处理将起一定作用。”
正式的询问在对话中慢慢开始了。专案组一位同志将质询过程向作者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。
问：1994～1996年间，为你的演出活动服务较多的经纪人请你统计一下，如野××、方××、付××。
答：可以。我回去统计。
问：经纪人与你联系是以个人名义还是单位名义？
答：有的以个人名义，如野××；有的以单位名义，具体的细节我记不清，方××就是以演出公司名义与我联系。
问：经纪人是直接向你介绍演出吗？
答：是的。
问：协商演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？
答：每场收入，何时演出。
问：每场演出是不是都约定是税后款？
答：对。这是演艺界的惯例。
问：有没拿到税票就演出的情况吗？
答：有。主办单位称演出前没时间办理纳税。
问：你拿到税票后是不是发现过没有缴足税款的情况？
答：有。承办单位没有足够的钱，并说你先走，余下的税一定缴足。
问：你在6月8日不被阻挡出境，税会补缴吗？
答：我以为税都补缴了。我已向各地写信，说我已代你们缴了税，钱要还我。当然，今后可能还要打官司。
问：你签订的演出合同有没有收入金额与你的实际收入不符的情况，且金额相差巨大的？
答：有这种情况，如乐山、长沙。
问：还有这类合同吗？
答：我很少亲自签合同，有多少我记不清。
问：1996年1月你在湖南岳阳签订了个1场5000元的合同，而实际收入是每场4．5万元。
答：这是与歌舞团签订的，是为了我到场演出。
问：野××代理你16场，几乎所有合同都规定是税后款，但（合同上的）收入金额大大少于实际收入额。野每场都签合同，你知道这些合同的内容吗？
答：不知道。
问：1996年在湖北演出，与河北歌舞团签的是5000元（假）合同？
答：是，是为影剧院作宣传用。
问：申报纳税是按合同金额？
答：这是影剧院的责任。
问：申报表按5000元填写收入，申报表有代理人和你的签字（给她看申报表）。
答：我上台前税务局找我，要我纳税，徐××（经纪人）身上没带多少钱，决定先按合同缴税，余下的由影剧院补缴，让我临时对付一下（指签假合同），事后我多次电话催问徐××，徐向我保证税收上没有问题。
问：在江苏演出中，代理人野××授意签订假合同？
答：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（假合同）用来纳税。
问：1994年在湖北演出与燕华歌舞团签过一个假合同？
答：我不记得。
问：1995年8月在浙江义乌演出签订2万元收入的合同，实际收入为6万元。请你说明签订假合同的原因。
答：是为平衡演员间关系。
问：1995年12月徐××与你签订收入5000元的合同，是谁的意图？目的是什么？
答：是徐××提出要签的，说是为了向主办单位证明请到了我。
问：对1993年的演出收入作过纳税吗？
答：没有。
毛阿敏不知道税务机关一下子掌握了那么多情况，连珠炮似的质询和特殊的气氛，使毛阿敏情绪紧张，声音颤栗。昔日风度超凡的大歌星，竟突然涕泪交加，不能自已。
这是毛阿敏接受税务机关5次询问中的1次。在5次的询问中，有2次在北京市地税局，3次在国家税务总局。
苏晓鲁对几次谈话印象颇深。说起毛案，他多少有些激动。
毛阿敏的问题被税务机关立案侦查后，她一度惶恐不安，主要是怕新闻媒体曝光和受刑事追究。按照《税收征管法》的规定，被行政处罚两次以上，就要负刑事责任，不管偷税数额多少，如果偷税1次，数额1万元以上，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10％以上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；10万元以上，占应纳税额30％以上的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当时专案组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。一是不向新闻媒体透露消息，以争取主动。二是政策攻心，动员她交代问题，涉及到的人和事，都希望她能回忆起来。而且，还通过她所熟悉和信任的人做她的工作，稳定她的情绪。这样，毛阿敏曾一度轻生的念头被打消了。
北京地税局的同志与她进行了两次谈话，专案组的同志与她进行了3次谈话。这些谈话主要是把她回忆的和我们掌握的情况进行对证。主要是演出场次，收入额、纳税额的对证，一些申报表、税票的对证。我们采取耐心说服的办法，对她启发教育，避免用恐吓、威逼、污辱的方式。
在整个谈话中，毛阿敏基本情绪演变先是害怕，其表现是紧张和流泪；以后，由于我们采取的方式比较温和，她就表现为一种烦躁。这主要是回忆的问题比较多，既有时间较久回忆起来比较困难的原因，也有她与经纪人、中间人、扣缴义务人之间的一些难以撇开的瓜葛。再后来，她的情绪又转变为埋怨，即埋怨扣缴义务人使她受害。比如隐瞒真实收入的假合同，她推说他们让我怎么怎么签，是扣缴义务人搞的鬼。而不把这种行为说成是自己的主动行为。法律上，有主动与被动的问题，毛阿敏试图把自己偷税说成是被动的行为。毛阿敏说她不见税票不演出，实际情况是，她确有一些场次不见税票不演出，但在多数场合是不见钱不演出。至于缴多少税，她认为是主办单位的事，责任全推给中间人、扣缴义务人。
通过与毛阿敏的接触，我们认为，她在偷税的认识上，一是模糊的，二是站不住脚的。对偷税认定来说，靠的是证据，而不是你说或我说。
苏晓鲁是专案组的核心人员之一，他业务精通，讲究策略，精于分析，擅长观察，对毛阿敏接受调查期间的思想、认识、心态都一一掌握，因而能在调查中掌握主动，帮助毛阿敏提高认识，交代问题，接受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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